
71岁的成龙,还在拍。
他乘坐私人飞机抵达哈萨克斯坦,宣布执导《飞鹰计划:最后通牒》,要让“亚洲飞鹰”完成四十年的传奇结局。闪光灯一片,记者们高喊“龙哥回来了”。
同样71岁的火星,却在香港一家茶餐厅里接受访问。
他穿着黑色上衣,喝着加奶的冻鸳鸯,轻声说:“我真的很辛苦。”
那一刻,镜头里的他不再是当年的替身、不再是威亚上的飞人,只是个老去的武行。
他说起那段往事,“我帮成龙十几年,离开时还欠他公司九万块。”
一个在异国拍传奇,一个在旧城诉心酸。
这场迟来的“决裂”,究竟是火星在卖惨,还是成龙真的忘了兄弟情?
火星,原名蒋荣法,1954年生于上海。八岁那年,全家搬到香港。
他小时候顽皮得很,两年逃了三次学,母亲气得把他送进戏曲学校。原本想进粉菊花门下,结果错过报名,被送到了唐迪的东方戏剧学校。
在那里,他和程小东、董玮成了同门。那时没人知道,他们日后都会成香港动作片的中坚。
少年火星喜欢翻跟头、吊钢丝。戏班的日子苦得要命,一天要练十几个小时。
师父骂得凶,打得狠,吊威亚吊到昏过去是常事。
可火星有一股狠劲,别人喊疼,他偏要再来一遍。
十二岁那年,他第一次上镜,胡金铨的《大醉侠》。那时他只是个小配角,却已能在镜头里连翻三圈不眨眼。
1973年,李小龙拍《龙争虎斗》,全香港的武行都被召去做群众。火星也在其中。
拍摄时,他的假发掉了,穿帮得离谱。李小龙嫌他“太丑”,干脆拿剪刀帮他修发套,结果一剪下去,剪坏了。那天火星笑着说:“反正150块的工钱,他还是让人照发。”
几个月后,李小龙离世。香港功夫片顿时没了方向。火星开始在游乐园教溜冰。
两年后,洪金宝找上门,说:“来我这儿拍戏吧。”就这样,他成了洪家班的一员,也迈进了那个血汗并存的江湖。
1981年,《龙少爷》在台湾开拍。那是成龙签约嘉禾后的第二部大制作,雄心勃勃,却缺一个敢拼的武行。
洪金宝说:“有个小子,胆子大,骨头硬。”成龙点头,于是火星被调了过去。
拍摄一场从六米阁楼坠落的戏,火星摔了三次。最后一次,他整个人直直砸在地上,晕了过去。
成龙吓坏了,把他送进医院。火星醒来时,成龙坐在床边。
“你以后别乱来。”火星咧嘴笑:“那我不拼,谁拼?”
那之后,成龙正式邀请他加入“成家班”。他们在片场成了最默契的搭档。
《A计划》《警察故事》《龙的心》《飞鹰计划》……在香港动作片的黄金年代,火星是成龙背后最默默的影子。
他先跳钟楼、先撞玻璃、先试爆|破,所有危险的镜头,都是他先上。
“我们叫试命。”火星说。在片场,他的任务是“先死一遍”。
1987年的《龙兄虎弟》拍摄期间,成龙从高空坠落,脑袋被撞开口。火星第一时间冲上去抱他。那时,所有人都信,他们是“兄弟”。
可在成家班混久了,火星渐渐发现,兄弟情有时候抵不过规矩。
1993年的《城市猎人》,火星被挂名为武术指导。拍完戏,成龙宴请所有兄弟,还分发指导费。副武指们每人十万元。火星以为自己能多拿一点,毕竟是总武指。
结果,他拿到的数额一模一样。他找到成龙:“我带队干活的,怎么跟新人一样?”
成龙淡淡地说:“成家班,不分大小。”火星愣了几秒:“工作有大小啊。”
那一刻,他第一次觉得,自己只是“员工”。
更糟的还在后头。拍《醉拳2》时,他被威亚甩出去,胸骨错位,休养几个月。
当时成家班一直有“底薪制”,无论拍不拍戏都有月薪。火星想着:“养伤也能领点钱。”
可没过几天,公司来信,底薪取消,只算出勤。他懵了。医药费、生活费、请人代班的钱,全靠自己垫。
为不耽误开销,他向公司借了几次钱,加起来九万。出院那天,财务告诉他:“你账上是负数。”
火星愣着笑:“我拼命十几年,最后还欠钱。”他没闹,也没哭,只是走之前把工作证放在桌上。
“我不干了。”从此,兄弟情成了账单。
时间拉回2025年,另一个熟面孔也曾说过成龙的“抠门”。
镜头前,钟发穿着白衬衫,手里捧着茶杯,眉头紧皱。“火星最惨,”他一字一顿地说,“你成龙的钱,能带进棺材吗?”
声音不大,却带着一种老江湖的怒。那是混过血汗片场的人,才有的那股真火。
钟发不是无名小卒。年轻时,他是林正英的师弟,粉菊花戏班出身,身手一绝。
二十岁入行,跟着林正英做替身、跑龙套,后来在《僵尸先生》里演“千鹤道长”,
一身鹤袍、一撮白须,挥剑之间气势逼人。
他也演过坏人,《东方秃鹰》里的毒眼军官,《奇谋妙计五福星》里的反派头目。
观众记得那张脸,凶得像刀,戏外却是个念旧的人。
“当年我们洪家班和成家班,一起流血、一起拼命。”
钟发喝了口茶,声音哽了一下,“火星他们,真是拿命换饭吃。”
于是,他那句“成龙没照顾兄弟”的指责,像一根火柴,点燃了沉寂的江湖。
这话像一记闷雷。网友立刻炸开,有人骂成龙“凉薄”,也有人替他辩护:“别只听一面之词。”
成家班旧部陆续回应。卢惠光出来说:“哪来的遣散费?我自己走的,大哥还挽留我。”黄伟亮也说:“他帮我们太多,只是不爱说。”
事实上,成龙帮过很多人。有的买房、有的出院费、有的介绍去好莱坞拍片。
《英伦对决》《红海行动》《湄公河行动》《战狼2》里,不少动作指导都出自成家班。
连李健生,那个曾在《警察故事》里摔昏的兄弟,也在采访中说:“他帮我改片名,就为让我那部戏能卖。”
所以钟发的愤怒,也许并不是“替兄弟追债”,而是老一代江湖人对“义气没落”的不甘。那一辈人习惯了“以命换情”,如今却发现,江湖散了。
如今,火星靠教威亚谋生,学生问他:“你后悔吗?”
他笑笑:“后悔没多摔几下,那时候年轻。”
而成龙,还在拍戏。片场再也没火星那样的兄弟帮他“试命”,也再没有酒后拍肩膀的义气。
火星的“穷”和成龙的“红”,其实是一体的。一个被时代遗忘,一个被时代消耗。
正如赫拉巴尔在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中写的那样:“我把一生都压进了废纸机里,可那些碎屑仍在发光。”
火星的诉苦,不是乞怜,而是一次微弱的闪光,那光来自一个被压进历史的武行,也来自他未曾熄灭的职业尊严。
而成龙,更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笔下的人,总在重复同一个动作,只为证明“生命仍值得继续拍”。
他守着片场,也守着香港动作片最后的荣光。
他们都没错。错的是那个时代,一个用命换荣耀、用伤换信任的年代,已经不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