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(来源:上观新闻)
在一个人人在线、万物互联的时代,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沉默——害怕没有消息提示音响起,害怕屏幕暗下去,害怕与自己单独相处。我们不断用信息、消费和社交填满每一寸空隙,却依然感到空洞和疲惫。我们似乎赢得了一切,却独独失去了独处的能力。而齐格蒙特·鲍曼的《无法独处的现代人》和于海、邹华华合著的《看见不可见社会》,恰好从个体焦虑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,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一时代困境的钥匙。
从“女魔头”被吐槽“审美降级”说起
2005年,《穿PRADA的女王》(又名《时尚女魔头》)热映,安妮·海瑟薇饰演的女主角安迪从初入职场的普通形象,逐渐转变为全身精致装扮的职场人,就连对细节的把控、言行的风格,都彰显出身份与品位。该片由此成为无数人的时尚启蒙。20年后原班人马回归拍续集,定妆照刚放出即陷入“审美降级”的争议。安迪的造型被网友逐一“吐槽”:明明全身大牌,却穿出了快消品的既视感;一些偏休闲的搭配,被指缺少时尚从业者该有的精致;整体的松弛风格更被拿来与前作的都市摩登对比,认为显得土里土气。
续集之于前作果真审美降级了吗?我不好评判,但我从吐槽者的言辞里嗅出了一丝反讽意味。
在我看来,《穿PRADA的女王》的成功正源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祛魅。刚出校门的安迪脱下稚嫩学生装,穿上奢牌,这不仅意味着外形变化,更是身份与认知的嬗变,表明她接受了一套被行业和社会认可的符号系统,被成功规训了。但影片最后,安迪放下一切,抽身离去,从而完成了对规训的反抗。谁想20年后,安迪竟然因为穿工装裤、平底鞋、基本款衬衫而被批评穿得“不像个时尚人士”,这不禁令人感慨今夕何夕。进一步探究,吐槽者维护的恐怕是自己深陷其中的消费主义,并因此而产生某种焦虑。这让我想起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在《无法独处的现代人》一书中讨论过的一种“疾病”——睫毛稀少症。
《无法独处的现代人》,[英]齐格蒙特·鲍曼 著,章 艳 译,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出版
睫毛太短或不够浓密,原本不是疾病,连生理缺陷都算不上。然而当商家宣称发明了一款能够让睫毛又长又密的滋养液时,睫毛稀少就变成一种亟需治疗的“病症”。而这会给个体造成舆论压力。鲍曼写道:“一旦你知道如何避免,却没有采取措施,让人看见你又短又稀的睫毛就成了一种可耻的行为!”如此一来,不在乎睫毛长短的女性仿佛存在道德缺陷,于是审美问题成了伦理问题,关于“好不好看”的讨论异化为“道不道德”的裁断。
很熟悉的逻辑对不对?生活中有很多类似要求“服美役”的场景,比如空姐要穿高跟鞋和丝袜、网上对中年人体型的恶评等。针对安迪在《穿PRADA的女王》续集中造型的吐槽也不例外。其基本操作是:先设定一个“正确”的标准,如“时尚从业者就该穿得精致昂贵”“奢侈品就该有奢侈品的样子”,再让人们相信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“不够好”,进而产生焦虑。
然而,当穿衣从自我表达变成身份证明,当审美从个人偏好上升到伦理问题,我们的选择权就被束缚在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。
液态社会与数字牢笼
需要指出的是,鲍曼并不是否定消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,他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消费主义。对两者的区别他做过清晰的论述:“不消费是不可能的,如果不消费,我们就会死去……消费在生活中不可或缺,但‘消费主义’并非不可或缺——这是一种把对消费的关注置于所有其他关注之上的倾向,而且往往把消费作为所有追求的最终目标。”换言之,鲍曼反对的是那种一味追逐潮流、将消费视作人生终极意义的商品拜物教。
当然,作为一位富有洞察力、思想深刻的社会学家,鲍曼不会把“锅”轻易地甩给个体。在他看来,陷入消费主义不是由于个体的软弱,而是“液态社会”与“数字技术”共同造成的结果。
鲍曼指出,几十年前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,一份工作能做一辈子,一个社区能住几代人。但现在,社会变成“液态”的——经济可能突然下行,一个行业可能在几年内从热门变成冷门,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,连“成功”的定义都在不断变化。特别是Y世代和Z世代(80后至00后),刚进入社会就面临技能过时的压力,今天学会的知识明年可能就不再适用;今天做出的成绩,因为行业变动,或许明天就失去价值。总之,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、不确定的、短暂的关系与身份。
图源:视觉中国
在这种情况下,消费成了人们唯一能抓住的稻草。通过形形色色的消费行为,人们确认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位置,从而在漂浮的液态社会中找到锚点。类似观点,美国社会学家赖特·米尔斯也表达过。在《白领:美国的中产阶级》中米尔斯分析说,由于必须依附企业、机关等存活,白领在经济上不具备独立性,生活处于悬浮状态,有强烈的不安全感。而消费,是他们感知自我存在的主要方法,“我思故我在”成了“我消费故我在”。
《白领》出版于1951年,米尔斯没能赶上互联网时代。鲍曼则是亲身经历,社交平台初兴时,他就敏锐地注意到了数字技术的威力。
自从有数字技术加持,消费主义更加势如破竹。如今,手机购物已渗透到千家万户,人们动一动手指,商品就能送上门。直播间里的“买它!”、平台算法的“猜你喜欢”,都在不断刺激消费欲望。互联网消费还制造了一种虚幻的互动——仿佛我的消费不是个别行为,而是有千千万万人一起买同款,大家同频共振,我永远处在某个热闹的场域中,从不落单。
这种热闹的“连接感”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。今天,几乎人人离不开手机和网络,数字技术将所有人都织进了一张大网之中。后果是什么呢?鲍曼指出,我们失去了“独处”的能力。
独处是一种整理思绪、自我反省的珍贵状态,但在随时可及的虚拟互动中,我们习惯了被资讯、互动、消费填满,一旦停下来,面对自我,就会感到无所适从,甚至空虚、焦虑。鲍曼提到一个十几岁的英国女孩,只要醒着,平均每10分钟就要发一条信息,从不停歇。她不是不想独处,而是不知道怎么独处,只能通过不断和外界保持连接,用他者的声音填满自己。长此以往,人类恐怕无法忍耐孤独,也失去了与自己深度相处的能力。
从“不可见”中看见
鲍曼的观察尖锐而富有启发性,不过,《无法独处的现代人》毕竟是专栏文章合集,论述更偏向现象批判,若要深入理解“我们为何无法独处”,以及“如何重建独处的能力”,我们还需要更系统地理解“社会”是如何运作的。这正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与邹华华在《看见不可见社会》中所做的工作。
《看见不可见社会》,于 海、邹华华 著,重庆出版社2025年出版
于海在书中提出了“不可见社会”的概念。他认为,社会不只是我们能看到的人、建筑、组织这些有形的部分,更包括那些“看不见”的观念、情感、制度。这些无形的东西像空气一样渗透于日常生活,很少被我们直接察觉,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行为。理解了这些“不可见”的部分,才能真正明白鲍曼所描述的困境背后,藏着怎样的底层逻辑。
例如,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制造焦虑,本质上是“不可见的观念”在发挥作用。观念是人和动物最核心的区别——动物只会根据本能行动,而人会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理解(也就是观念)做出选择。商家正是利用这一点,把“消费”和“自我价值”绑定在一起。通过广告、社交媒体等渠道,不断植入“不消费就是不精致”“不购买就是不上进”等想法,让人们慢慢相信,消费能力的强弱等同于自我价值的高低。无形的观念,比任何强制手段都有力。
再比如,算法之所以能困住我们,是因为它切断了我们与“不可见的社会互动”之间的连接。社交平台让我们习惯了虚拟互动,忘了真实相处的温度。我们可以在网上和朋友聊得火热,却不知道邻居的名字;可以在短视频平台获得很多点赞,却很少和家人坐下来好好聊天。于海把这种情况称为“社区原真性的丧失”。社区里的小菜摊、理发店,原本是人们建立情感连接、获得归属感的地方,也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。但在数字时代,这些真实的连接被切断了,我们只能在虚拟世界里寻找陪伴,自然无法适应独处——因为独处需要内心的充实,而这恰恰来自与真实社会的互动。
更重要的是,于海告诉我们,独处不是脱离社会,而是在理解社会的基础上找到与自己相处的方式。在和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严飞的对谈中,于海多次强调,“看见”是一种主动的、批判性的认知努力。它要求我们跳出信息茧房,挑战理所当然,追问现象背后的机制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从被动的“被观看者”,转变为有能力反思、选择、行动的“社会主体”。
图源:视觉中国
鲍曼指出了“无法独处”的困境,于海则给出了破局的方向:要学会独处首先要理解社会,因为社会是个体获得意义的重要场所。这意味着,独处并不是拒绝与社会互动,而是要留出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,消化经历,明确自身需求。如果我们连社会中那些无形的规则、情感、连接都看不见,连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找不到,独处时就只能面对空虚和迷茫。只有“看见”社会的全貌,理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,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,真正享受独处的时光。
在孤独与连接之间寻找人的尺度
鲍曼和于海,一位是欧陆批判传统的继承者,一位是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实践者,他们从不同路径出发,却抵达了相似的关怀:在这个看似高度连接、实则人人孤独的时代,人该如何保持自我的完整性?
《穿PRADA的女王》续集的争议,是这个时代审美焦虑与身份焦虑的缩影。有人吐槽安迪“审美降级”,本质是害怕自己跟不上消费主义设定的标准;有人沉迷购物、刷社交平台,则是想在液态社会中抓住一点确定感。而鲍曼警示的“独处危机”、于海倡导的“看见不可见”,都在提醒我们:要真正地“活着”,就不能只浮在社会的表层,被潮流、算法、消费推着走。
我们需要有时走进人群,穿戴整齐,扮演角色;有时也要退出喧哗,独处静思,回归本真。其间如何平衡,没有标准答案。但至少,我们可以从“看见”那些不可见的社会机制开始,从反思“我们为何在意”开始,从尝试“关掉手机十分钟”开始。唯其如此,我们才能在消费与社交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位置,在孤独与连接之间,找回属于人的、有温度的尺度。
原标题:《现代人何以无法独处》
栏目主编:朱自奋 文字编辑:周怡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