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，杨杰考入了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工程系。读书阶段，老师们对他们这一届学生说的最多的话就是：“你们看看人家77、78级，多么成熟……“
这番话，不是别人传说，而是杨杰2001年的时候，在巨大压力下，自己发出的感慨。
10月28日，当杨杰卸任中国移动董事长、党组书记，陈忠岳接任的新闻出来之后，如果要写一些媒体、其他自媒体所写不出来的东西，我所想到的，不只是杨杰，而是他们那一批杰出者，之所以崛起的原因。考虑来考虑去，最后的结论仍然普通寻常：个人能力（努力也是能力的一个细分）、时代机遇、得遇贵人——三者缺一不可。
青春也曾有迷茫（1984~1992）
1984年，杨杰毕业后，分配至太原市电信局。
无线电工程系毕业，显然意味着“技术出身”，22岁的杨杰主要的工作场所，自然就是交换机房了。谁让后来，在当上山西省电信总经理后，杨杰在讲话时说：实践经验是非常宝贵和值得珍惜的事情，大学毕业后到最基层锻炼一下很重要。
但这也是杨杰接近不惑之年时，才有的认知。至少在当时，正经的北邮本科大学毕业生，在太原市电信局做基层人员，还是个“三班倒”的技术人员，可能在普通人看来是值得羡慕的铁饭碗，但在这些人自己看来，或许并不是多美好的事。
1980年我国的大学录取，本科生专科生加起来，才20多万人，要比恢复高考后的前三次人数都低——这是因为随着高等教育规范化，录取更加严格了，1980年甚至首次使用预选制，也就是提前考一次，先刷掉了60%的人，只有40%的高中生有资格参加高考。这意味着，杨杰实打实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的接受者之一。
因此，从客观事实看，可以说，杨杰在30岁之前，至少是没有怎么太多考虑仕途发展或者政治抱负——因为，他入党的时间，已经是31周岁，工作9年了。不管是大学时期，还是工作初期，以北邮在电信行业的知名度、正经本科大学生的优先度，杨杰其实都具备了早早入党的条件。
杨杰当时最大的爱好，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听闻：桥牌。
打桥牌，其实是那个时代，高级活动的一种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我国蓝图的总设计师爱打桥牌，便是公开宣传的事情。在党的宣传稿件中，总设计师明确说，“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”、“唯独打桥牌的时候，我才什么都不想，专注在牌上，头脑能充分地休息。”
杨杰对桥牌的喜欢，确切说是达到了专业比赛水准的。用他自己的回忆来说，年轻时候，为了锻炼牌技，他骑着自行车去和牌友打牌，已经到了“风雨无阻”的热爱。在高智商的加持下，这个热爱当然也有个不错的结果：杨杰其实是山西省第一个“桥牌大师”。这不是一种戏称，而是中国桥牌协会正而八经的认证体系的核心称号。选手需通过参加全国性、区域性的官方赛事获得积分，达到规定分数后方可申请和授予。
杨杰是代表山西省，到北京参战后，达到了积分累积要求，进而获得该称号的。也可以说，杨杰最先展现出来的天赋、努力乃至成绩，不是在电信或者通信领域，而是在桥牌上。
这应该是杨杰年轻时候，也很自得其乐的一部分。他和人说，“战本命求天命命在已求，行小运行大运运在已行”。这既可以说桥牌，也可以说个人发展。只不过，越是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之后，杨杰越是不再和人谈及桥牌，而是用这句话来说个人事业和企业发展了。
对了，在接近40岁的时候，杨杰还说，他刚工作那会儿也觉得工作和生活很平淡，甚至想过，找机会调到电视台去做记者，他觉得那样很风光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我也经历过迷茫期。”
话说回来，对绝大部分人而言，因为青春而迷茫，才是更普遍、更真实的情况。
福祸相随的五年（1992~1997）
对大部分公务员而言，“入党”和“提干”，是两个紧密关联的词；这不是时代特征，而是建国以后的持久规则，杨杰也不可能例外。
通信行业的主流观点是，我国邮电系统政企分离的时间点，是1998年信息产业部的挂牌成立，和1999年2月国务院的《中国电信改革方案》，鲜有人再提及1994年2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《关于印发邮电部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》——其实这份文件，才是对一大批后来的电信运营商领导们，至关重要的文件。
这份文件中有两个重要要求，都事关杨杰的个人发展。第一个是要求各省邮电管理局启动机构改革（为未来的电信业政企分离做准备），其中就包括了设立负责电信业务管理的电信处；第二个则是要求省级管理机构“吸纳懂技术、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”。
而在这之前，邮电部已经在“技术干部年轻化”，专业对口大学生尽快走上领导岗位，不仅成为政策导向，甚至成为当时的政策倾斜。
1992年，31周岁的杨杰入党，随后开始被重用和提拔。1994年2月，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启动机构改革，设立电信处。不久，杨杰从大同电信局调任至省局，升任电信处副处长。
这就是所谓的“时代机遇”。没有电信处，就没有这个岗位，没有人才政策倾斜，32岁的杨杰就不会升得这么快。
从后来的发展看，这只能说是“时代机遇”对这个努力的年轻人的第一次眷顾和垂青。后续，杨杰自身的转变，将使他在向着中国通信产业举足轻重之人的征途前行时，拥有“足够能接下未来的强大能力“。
仅过了一年，1995年，杨杰再次升职，从副处长调任晋中地区邮电局局长，如此年轻就担任了一个地区（相当于地级市）邮电局的一把手，显然是具备了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特征了。此时的杨杰还不到33岁用他自己的话说：第一次开会，满屋子的中层以上管理干部，基本都比自己岁数大。
（注：1999年9月，晋中地区撤销，设立晋中地级市，这个变化导致了我在查询资料的时候，困难重重——因为甚至有些我询问的当地朋友，甚至都感觉晋中地区是个很遥远的词）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杨杰逐渐形成了工作中面带微笑的风格。
《老子》有云：福兮祸之所倚，祸兮福之所伏。这句话用在杨杰身上，不说是贴切，简直如同定制。
就在这位年仅33岁的局长到岗后不久，杨杰前往郊县调研发生车祸。后来杨杰回忆这次车祸时说，具体怎么回事他不知道，因为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躺在医院里了。医生告诉他家人，他是从死亡线上晃荡回来了。而开车司机的解释是，为了躲避突然转向的农用三蹦子，车辆失控了。
尽管杨杰从来没有跟外界说过，他躺在病床上想了些什么。但从他出院后的转变来看，那时候的他，或许认真触及了“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”的思考。
就在他刚出院、伤口还没有愈合好的时候，又出了一件大事：农民工集体跑到晋中地区邮电局门口静坐讨要工钱了。
农民工、集体静坐、讨要工资，这三个词加在一起，足以毁掉任何一个地方上处级领导的所有前程。
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：1．负责基建项目的两个下属收受承建商贿赂被查出来了；2．项目承建商拖延工期的同时，还拖欠了农民工的工钱。
农民工不理解也不懂这当中的商业逻辑，他们只是知道，这是给你邮电局盖的楼，工钱我就找你要。
杨杰后来说：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感受到“深深的无助”，甚至比走鬼门关一趟还无助。
当然，这也激发了他的斗志，也让他在工作上第一次显得决绝与雷霆，硬生生和承建商吵了十四个小时，解除了和承建商的合同，并且迅速第二天就找到了新的承建商进场干活儿。
绝大多数昂首挺胸面带微笑的成功者，背后其实有着各自的艰难时光。多年后，杨杰回忆此事时说：我当时是拍着胸脯给省局保证，第二年国庆节前这个通信枢纽楼能交工使用的。
八九不离十（1998~2002）
也就是担任晋中地区邮电局局长的这三年不到的时间里，经历了生死关和大事件的锤炼，让杨杰有了破茧成蝶的实质性的转变。
1998年，杨杰已经以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的身份出现在媒体报道中，由此，他应该是1997年底~1998年初，获得了提升。做为新晋，杨杰的排名在局长刘作师、刘永斌、张天九、李云等人之后。而后，前文提到的信息产业部成立，以及次年的2月《中国电信改革方案》出炉。在1997年邮政和电信系统分家之后，电信管理局和电信业务政企分离的时代，也紧跟着到来了。
杨杰作为排名靠后的邮电管理局副局长，能够在政企分离时，成为山西省电信公司的总经理、也就是俗称一把手，也有着当时的“时代机遇”背景，以及不同人在电信业变革面前的各自视角甚至个人评估。
在邮政和电信分离，中国移动从电信剥离（寻呼业务也剥离了，原来是准备单独成立集团的，后来一看这业务现在虽然还在挣钱，但很快估计就要成为鸡肋业务，就转手给了中国联通）的大背景下。当时有句顺口溜戏虐这种情形：邮政在拼命、拼命也不行；移动在革命，革联通的命；固话是电信，只能是看命。
尤其山西地处西部省份，对于身处时代变化中的人们来说，公务员或者说政府职能部门领导，比电信公司工作人员或者电信公司领导，终究有更大的吸引力。
后来的历史虽然证明了：对那些不肯去移动公司的电信员工而言，“肠子都悔青了”是真的；但对那些不肯去电信公司的邮电管理局人员而言，“幸亏当时没去”也是真的——因为很快，不仅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拿走了蓬勃发展的移动通信业务，而且中国电信在面对中国吉通、中国网通（小网通）、中国铁通等小运营商时，还要遵守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安排的“非对称管制”——要求中国电信以不得高于成本价的价格，向这些小运营商提供网络资源；说白了就是我们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那句话：谁让你是大哥呢？既然是大哥，吃点亏怎么了？
更要命的是，两年之后，中国电信还要再次被拆分——在2000年的时候，当然还没有人想到此事的发生。
杨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走上山西电信岗位的，挂牌的具体时间是：2000年7月26日。
杨杰在山西电信的业绩，如果要往丰富了写，可以写一本书，但如果要简要写，也可以如下：
1．上任后，三人一车轻装出发，一个半月跑遍了山西所有分公司。
2．发起了“大干一百天、冲刺百万号”的内部竞赛活动。年初总公司给的年度任务是电话放号（固定电话）量28户，山西电信自己内部定的目标是45万户。杨杰调研后提出的目标是100万户。对比下就知道是什么概念了：1999年，山西省自建国以来的50年总装机量，不到200万户。
当时内部是有人明确给杨杰反馈说，这个目标“往好了说是异想天开，往难听说是痴人说梦”。
杨杰的化解之策则是，一边继续给全身电信员工打气鼓舞，说“目标不一定完不成，就看我们当不当真”“电信人不能待命、不要看命，要有革命的热情”，一方面则缓和压力，提出“八九不离十”理论，也就是保80万、努力90万，争取100万户。（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方法，什么三大战役、六个百分百之类，这里就不赘述了）
最后的结果，是放号实现了108万。从全国横向比较，也是亮眼的成绩：完成年度计划比例名列全国第一；业务收入增幅名列全国第六。杨杰由此也正式进入中国电信集团高层的视野。
这个事情，相关的报道，互联网上是能够查到不少资料的，就不赘述了。
2001年，杨杰领导的山西电信，再次实现了业务上的狂飙。简单来说，他当总经理一年半，山西电信的电话客户数增长，比建国后的前50年都多。
这当中自然有信息化发展加速的时代因素，但放眼全国，这种两年干翻五十年的成绩，只有山西电信独一份。
这也给了杨杰底气，在谈及业务发展和山西电信的工作风格时，说出了那句他在后来的工作中，坚持践行的那句名言：“少来些评论家，多来些实干家”。
师兄，你好（2002以后）
2002年电信南北拆分宣布后，当时的我还工作不到两年，被领导逼着，写了一篇大稿，那是我首次知道杨杰这个人。
因为在这次大调整中，他的变动分外不同，相当扎眼。
在中国电信已经传闻中必然拆分、具体如何拆分文件还没有下达之前，杨杰被中国电信直接从山西电信总经理的位置上，调任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，挂名是副院长——虽然带北京两个字，其实是集团的直属部门，当时研究院的院长是集团总工韦乐平兼任，整个研究院当时也就300多号人，而山西电信可是实打实有1.7万名员工的。
当然，集团不会让杨杰在这个虚职上呆多久的，很快，在拆分完成，新的中国电信集团挂牌后，杨杰履新，成了中国电信北方事业部总经理，负责中国电信北方九省公司的业务重塑，以及适时落实北方九省的省公司重建工作（北京因为位置特殊性，则是直接单独成立了省级公司，总经理是殷一平）。
这也是媒体后来说，杨杰是被中国电信“抢了”的原因。其实也算属实：因为根据拆分方案，山西电信作为北方十省市之一，拆分后就成了中国网通的一个主要省级公司；如果杨杰不被调任北京，按照属地原则，他大概率身份就是山西网通总经理了。
在2002年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挂牌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，杨杰也坐在主席台上，这是他首次以集团身份面对媒体（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杨杰——那时候，我还是个刚工作不到两年的稚嫩记者）。
当时的杨杰刚好过了四十周岁的生日没几天，而他的表现，在如今再看，确实“遇事不惑、低调沉稳”，当媒体特意问到北方公司、北京公司时，时任电信集团总经理的周德强让杨杰和殷一平回答。而杨杰则谦逊示意殷一平，让殷一平回答。
（另一个插曲和对比是，同样在这个新闻媒体见面会上：有人问了一个问题，没有针对特定的部门，时任副总经理的常小兵在主席台上举手要麦克风，周德强说，既然常小兵自告奋勇，那就请他来回答。——在写本稿时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，再看这些通信行业的风云人物的命运，真的有一种后知后觉的感受）
2004年，周德强退休，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王晓初调任中国电信，担任总经理、党组书记，开始其执掌中国电信11年的时代。
还记得在文章开头写到的，2001年的杨杰在38岁的年纪感慨大学时候老师说的“你们看看人家77、78级，多么成熟……“的话吗？
王晓初，1977年入读北京邮电大学，同样是无线电工程系专业，1980年毕业（专科），正是老师口中的那些师兄中的一人。没有上帝视角，杨杰在感慨命运时候，怎么也不可能想到，只是3年后，他的师兄将成为他的上级，并将和他并肩同行十几个年头？
2006年，杨杰被提升为中国电信副总经理。
2011年，王晓初有意在中国电信集团内部遴选优秀者担任集团总经理，上级主管单位不同意，最终面向社会（其实是运营商体系内）公开竞聘，杨杰在六名候选者（三大运营商均有两名副总裁报名）中胜出，担任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。
2015年，王晓初履新中国联通；而常小兵则调任中国电信担任董事长——等于两人岗位呼唤。
（注：王晓初离开电信大楼时，有不少普通员工泪如雨下——这个不是装的，是真情实感；而且领导离去，也没有装的必要。只要和王晓初有过较多接触的人，就能感受到，他对中国电信、对电信员工的感情之真挚，反之亦然。）
很快，杨杰又迎来了一次机遇，这次不是时代的机遇，而是个人命运的跌宕——常小兵调任中国电信仅四个月后落马，杨杰并没有第一时间被任命为继任者，而是作为集团总经理，“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董事，代行董事长以及首席执行官职权”。
然而，组织上又花了四个月时间，最终还是认为，杨杰就是那个最适合的继任者（也可以说，没有找到比杨杰还合适的继任者）。因此，杨杰意外、至少是提前，成为了中国三大运营商之一的中国电信执掌者。
至于后来，2016年04月调任中国移动、并在今年的10月28日退休，其实并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写了——新闻媒体的正常刊发新闻而已。
尽管王晓初和杨杰早就在内部系统的其他会议中见过，但在2004年王晓初初次到中国电信就任，还是中国电信北方事业部总经理的杨杰，见到王晓初时，脑袋里是否有闪现上课时老师的话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但我想，那时候的他，在和王晓初首次目光交错的时候，或许心里会有一句话浮现：师兄，你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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