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，于敏在北京大学读书时，作为数学系的一个旁听生，在一次很难的数学考试中，大家的平均分只有20分，尖子生才考60分，勉强及格，但他一个“蹭课”的人，却考了满分100分。
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研究，即便美国拥有全球顶尖的核物理专家团队，配备当时最先进的科研设备，从原子弹到氢弹，也足足花了7年3个月；
苏联举全国之力投入核研究，集结大批科研精英，也用了6年3个月才攻克难关；
而中国，在一穷二白的年代，没有超级计算机，没有海外技术支援，全靠于敏带着一群年轻人，在戈壁滩上用算盘和草稿纸，硬生生把这个过程压缩到了2年8个月。
这就是中国速度，而创造这奇迹的，正是旁听生学霸于敏，他的于敏构型打破美苏垄断，至今领先世界，暂时无人超越。
然而，于敏的学霸之路却充满了坎坷。
当年他报考北大时，因为家庭原因错过了正式招生，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数学系。
没有学生证，不能进图书馆阅览室，他就每天早早就守在图书馆门口，等管理员开门后赶紧蹭书看；没有固定座位，他就抱着书本在走廊、楼梯间的角落啃知识点，连食堂排队的几分钟都舍不得浪费。
那次让他一战成名的数学考试，考前不少正式生都嘲笑他不自量力：“我们这些科班生都没把握，你一个旁听生凑什么热闹？”
于敏没反驳，只是把所有质疑都化成了刷题的动力，考试结束后，当其他考生对着试卷唉声叹气时，他却胸有成竹地交了卷。
那些别人眼里无解的难题，在他日复一日的钻研中，早已成了熟门熟路的考题。
当年的图书馆管理员回忆说：“他不是天赋异禀，是比所有人都拼，每天闭馆时，最后一个走的肯定是于敏，地上总留着他写满公式的草稿纸，我都舍不得扔。”
1961年，国家紧急启动氢弹研制项目，年仅34岁的于敏被委以重任，从此开启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生涯。
告别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时，他只留下一句：“有个重要任务，以后可能联系不上。”
然后，转身就走进了茫茫戈壁。
戈壁滩的日子，比想象中更残酷。
夏天，帐篷里的温度能飙到40多度，于敏和团队成员啃着干硬的馒头，喝着浑浊的河水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；
冬天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脸，手指冻得握不住笔，他们就哈口气搓搓手，再接着在草稿纸上演算，每天用完的草稿纸能堆成小山，汇总起来足足有几麻袋。
最难的是技术上的从零开始，当时美苏对氢弹技术严密封锁，连一点基础资料都找不到，有人劝于敏借鉴一下国外的思路，他却摇摇头：“别人的路走不通，我们得自己闯。”
没有超级计算机，他就用算盘一遍遍地计算核物理数据，一个复杂的公式往往要算上几十遍，直到所有数据都精准无误；
遇到技术瓶颈，他就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熬通宵，饿了就啃几口压缩饼干，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。
1967年6月17日，罗布泊上空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！
消息传来，于敏和团队成员相拥而泣。
而此时，他的妻子才知道，这几年丈夫失联，是在为国家造国之重器；他的孩子，已经快认不出这个满脸沧桑的父亲。
更让人骄傲的是，于敏独创的于敏构型，不仅让中国氢弹研制实现了弯道超车，更在安全性和实用性上远超美苏的技术方案，至今仍领先世界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复制。
有人说：“于敏一个人，就顶得上一个顶尖的核物理研究所。”
可他却总是谦虚地说：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整个团队共同奋斗的结果。”
如今，我们总在讨论留学镀金，名校光环，可真正的黄金，从来不是海外的文凭，而是为国争光的硬实力；
真正的厉害，不是踩着别人的路前进，而是在没人铺路时，自己踩出一条血路。
于敏没留过学，没有名校的光环，但他却用一生的坚守，成为了共和国耀眼的明星。
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刷着手机、吹着空调、吃着美食，不用再担心战乱，不用再害怕落后。
可我们不该忘记，这一切安稳的背后，是于敏们用青春、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，他们在实验室里熬通宵的时候，念的是让国家不再受欺负。
当年北大考场的那个100分，是于敏为自己挣来的荣誉；而2年8个月的氢弹研制奇迹，是他为国家挣来的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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